。我们最后停在了一个很讲究的大门前。高高的门楼上写着的中国字足有一英尺高:乐道院。我想,如果这是个快乐的地方,那么四面围墙上为什么还要安着带刺的铁丝网呢?为什么还要有了望塔?为什么气急败坏的日本兵还要吆喝着把我们从车上赶下来呢?”
几天前,在上海龙华集中营接到“转移”命令的鲍尔他们,并不清楚新的囚禁之地是何情况。当鲍尔与同来的侨民站成一队,走过门楼,进入集中营时,“我的心一下子跳到了嗓子眼儿,一群囚犯的头一排站着的正是我太太。我看着她,不相信自己的眼睛。她披着一件破旧的工作服,深褐色的头发中已经有了一缕灰白,梳成了一个发髻。她的颧骨外凸。”在这里,鲍尔意外地见到了母亲、太太和同母异父的妹妹,她们“住在一间十英尺见方的矮房子里,里面弥漫着一股呛人的烧木柴的烟味儿”。
铁网高墙围困,房舍破烂不堪
乐道院竟变成了牢狱,鲍尔感到不解。其实,困惑的并不只是鲍尔一人。
作为第一批进入潍县集中营的侨民汉奎特,后来回想起当时的情况时连连摇头:“非常混乱,非常混乱,我们不知道要干什么。”
同时到达的英国人乔伊回忆,“日本人把这里糟蹋得一团糟,他们拿走了医院里几乎所有的东西,拿不走的就毁于一旦,几乎所有的窗户都破烂不堪,厕所设备都无法使用,就连许多建筑物也摇摇欲坠,所以当我们到的时候,这里几乎无法让人居住。”
此前,乐道院内学校、医院以及生活设施俱全。日军进占后,征用民夫砍伐树木,拆掉内部院墙,四周围墙布设电网,新建的岗楼上全部安装探照灯。院内修了环墙路,墙头架设铁丝网,日军看守肩扛上刺刀的枪,牵着军犬在院内巡逻。昔日绿树成阴、环境优美的乐道院,顷刻间变成了一座阴森恐怖的人间地狱。
“墙壁剥落,地板空荡,没有自来水,原始式茅厕、敞敞露的粪坑,简陋的烘炉,两间有淋浴的房屋,三间巨型的公共厨房,一间残破的教堂,一间空无一物的医院,几间茅棚店子,一排排监狱式房间,还有三幢高高的单身宿舍。”澳大利亚人李大卫这样描述当时的情景。
在集中营里,除少数家庭单住一间房外,多数混合居住。小平房内,每间住8个人。大房间里,几十个人挤在一起。在年幼的戴爱美记忆中,“每铺床相隔的空隙只有18英寸。打鼾、打嗝,小便时冲击便盆的声音,成了夜间的‘音乐’。对一切成年人来说,隐私权利被剥夺最难忍受。”
日军将他们分成6个队,大人和孩子混合编队,每队二百多人,每人戴一个小牌子,写着自己的姓名和号码,国别仅用英文字母表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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