件换了别人是不可能去签署的,托洛茨基在政治上是理想主义的,而在工作中却是实干派,列宁的思路没有托洛茨基的贯彻和推动是根本不可能落地的。也因此。列宁更多时候扮演了精神领袖的角色,而托洛茨基则掌控这全党的大局,两人意见一致的时候,俄共容易取得成绩,当两人出现意见分歧的时候,则俄共上下容易出现思想混乱、组织涣散的苗头。虽然并不满意列宁的主张,但托洛茨基也清醒地看到,“战时*”已对俄国经济造成了巨大的冲击,很多损失甚至是永久性的,这种特殊时期的极端做法根本不是向*过渡的途径。不加以调整是不行的。因此,他并没有激烈地反对列宁的主张,而是用另外一种更加温和、隐蔽的手段来宣传自己的主张——他在策略上赞同列宁的意见,但在实施方法上却牢牢掌握着方向,使这场争论没有上升为两种路线、两个派别的分歧。
在做出决策的时候。列宁的体力、精力还勉强能够应付工作压力,在政治局内有列宁、斯大林、季维诺也夫3个政治局委员压阵,在中央委员会里则有布哈林这样的理论家支持,新经济政策最终是全盘通过了——托洛茨基本人也投了赞同票,尽管他保留了很多意见。事实上,列宁也不敢压迫托洛茨基太甚,不断解释“新经济政策”与“世界革命”毫无冲突,他是着眼于目前,而托洛茨基同志则意在长远,很好地维护了托洛茨基的威信,使得俄国(布)这个股份公司还能“团结一致往前看”。
政策出台之后,俄共立即掀起了经济恢复的高氵朝,所有人紧绷的那根弦终于开始松了下来,即便是在红军和俄共内部中最“彻底”、最“坚决”的革命派也因为连续多年的战争将大家折腾得筋疲力尽,不想再继续打仗了,只想停下来好好喘口气,享受一下胜利果实——更何况,在德国、匈牙利无产阶级“起义”失败以后,欧洲的*运动已跌落到谷底,远东则被中国和日本挡着去路,要想“不断革命”也得先有本钱才行。
休养生息一年多来,苏俄局面有了很大的好转,有关革命的调子又开始起来了,恰巧这个时候中日爆发了激烈的冲突,托洛茨基原本对远东的局面很不满意,感觉现在有了底气,内心深处很想借着中日战争的机会收复国土,所以有了今天的会议。
参加会议的所有人在开会之前其实并不知道会议的真实目的,原以为不过是一个有关国防方针或者军事策略的调整,没想到托洛茨基居然抛出来这么大一个话题,一时间也都呆住了——这不是一个很好的话题,稍有不慎就会牵扯到路线和立场上来,其他都是小问题,唯独立场和路线问题是大问题,而且很难翻身,是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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