决问题,只能摆出更大的实力,于是,蔡锷便成为其间的焦点。
按照四人商议的结果,蔡锷是要在逐鹿计划中独当一面的,自然不可能分心兼顾云南的事情。蔡锷也明确地表示,将云南托付给朱德,并进而进行军民分治,是自己乐见其成的。由此,众人便议定蔡锷以身体有病为由宣布辞职。
当然,这其中还有一个曲折,秦时竹等人是不会告诉蔡锷的——按照历史进程,蔡锷将于1916因为喉癌逝世。必须对这个进程进行扭转,否则蔡锷的历史只能戛然而止,如果直接告诉蔡锷,后者绝对不会相信,甚至还会怀疑秦时竹等人的用意。是故,这一节是绝对不能加以提示的,但好就好在,安排了因病辞职的由头。
为了对付无孔不入的记者,也为了对其他关心政治的外国观察家有个交代,蔡锷住进了医院,而且接受了细致的检查。特别是,主持的还是一个洋大夫。蔡锷原本是抱着走过场的心思去的,哪里晓得,果真查出了毛病。他一开始还不愿意相信,认为是欺人之谈,但更换了好几个著名的医生检查,都是类似的结论,这一点他便不能表示怀疑了。
更何况,秦时竹等人已经早就将下一步行动都合盘托出,用不着带着阴谋论或者怀疑论的眼光去认定到底是否做了手脚——这又有什么关系呢?
反而是随后前来看望的某些人士,才让蔡锷知道了中间的林林总总,知道了政治的波澜诡谲。国民党方面,明显表达了蔡锷患病一节的怀疑,甚至有意无意地往中央解决西南的角度来揣测。若是以往,蔡锷对这种信息全然不会毫无想法的轻轻放过,但他现在这副模样,有着只能是厌恶与反感。
国家为什么总是搞不好,就在于有这样的人在。大总统说得对极了——有不少人,决定立场和观点出发的,不是事情的原本,而是他们的利益,特别是她们这个小团体或者个人的私利。蔡锷对这一点深感同意。所以,民主固然是个好东西,但民主很多时候,也往往会成为某些人谋求私利的幌子,特别是争论较多、是非复杂的当口。
蔡锷深以为然,在他这个位置上,他已经鲜明感受到了这一点。唐继尧、陆荣廷在辖区内搞得那一套,表面上说是反抗中央对地方的压制,其实是为了将他们自己的威权压制本省区之上。一方面说中央歧视他们的部队,另一方面又不愿意按照国防军的样子进行后勤独立改造,不愿意接受人员流动和调遣——这样的事实除了用私心来解释,找不到更好、更恰当的理由。
而国民党明显表现出来的拉拢,也让蔡锷心生警惕——他原本以为,秦时竹固然是一片为国为民的心思,但在具体执政上,如果能够更有民主精神或许会有所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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