划出部分人口，强制将其变成军户，让他们世世代代为朝廷屯田和服兵役。卫所之兵变成了北昭的军事农奴。朝廷和卫所的各级军官，便是卫所士兵的双重农奴主。

　　这些军丁，普遍承受着北昭朝廷最沉重的剥削。他们（一般包括一兵加上一名随军余丁，以及他们的妻室）前往卫所的一切开支费用，须由“军户”自己承担，许多家庭因此破产；到了卫所之后，即成为军官奴役的对象，除了日复一日地种地、养马，还得承担各种差役，如砍柴、烧炭、割草、修渠、筑房、运粮等。

　　更残酷的是，不但军丁自己的人生已丧失了阶层跃升的希望，他的后代也注定要走他的老路；如果没有后代，“原籍军户”里的兄弟子侄便会被朝廷当作替补，成为新的“军户农奴”。

　　所以，北昭八百年来，只有军户不断冒死逃亡，绝无民户主动成为军户。民户因担忧受到牵连导致阶层下降，普遍拒绝与军户通婚。军丁年过四十仍无婚配，是极为常见的现象。总体来说，在北昭军、民、匠、灶这“四民”当中，军户的地位最低，“应役户丁的身份接近于奴隶”。

　　命令士兵携带妻子儿女前往卫所驻防，是北昭太祖的一大发明。以前各朝军制，为保证军队战斗力，大多禁止士兵携带家属至军中。

　　北昭太祖则反其道而行之，他开国之初，便鼓励军士携妻驻防。他甚至发布过一条诏令，“自今凡赏赐军士无妻子者给战袄一袭，有妻子者给绵布二匹”。

　　有家室随行的士兵，较之无家室随行的士兵，得到的赏赐更加优厚，朝廷的鼓励之意十分明显。

　　这种鼓励，后来形成了固定条文：“如原籍未有妻室，听就彼完娶，有妻在籍者，着令原籍亲属送去完娶。”士兵在原籍没有妻室，可以在驻地娶一个；在原籍有妻室，需命原籍的亲属出钱出力，将妻室送往该士兵的驻防地。

　　到了永兴帝时代的基本策略是：外军调入京城，士兵的妻室必须随行；发配前往边地（比如雁门）充军者，也必须携带妻室前往。

　　北昭朝廷制定如此别具一格的政策，有三个目的。第一，是为了让士兵可以繁衍后代，以保证卫所的“军事农奴”代代相传；第二，士兵的妻儿在卫所，可以做许多工作，如为士兵缝制军装，如参与屯田从事耕种；第三，也是最重要的目的，就是将士兵的妻儿弄到驻防地，可以大大增加士兵逃亡的成本，降低“军事农奴”的逃亡率。

　　但是，随着时间的变化，北昭已经开国几百年了，到了永兴帝的时代，各种军户逃亡极为严重。

　　近来，北昭西部边陲的赵国魏国又在打架，那逃亡的军户就更多了。

　　本来这种“军户农奴”的高逃亡率，就是一个让北昭朝廷极为头疼的问题。

　　除了开国的北昭太祖皇帝时代，北昭后续的帝王中，军户逃亡极其严重。到了永兴帝即位之初，九成的军户都跑路了。

　　因为随着士兵越来越“军事农奴化”，逃亡现象也越来越严重。作为应对，当初刚刚即位的永兴帝，先是以逃亡人数的多寡为依据，制定了针对军队将领的严惩制度。在严惩也无济于事之后，又于永兴六年九月颁布命令，开展“勾军清军”运动，要求各卫所全面行动起来，去逮捕那些逃跑的士兵，同时命“给事中潘庸等及国子生、各卫舍人分行天下都司卫所，清理军籍”，派出大批人到军中，核查官兵的实际人数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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