无耻。”这就是说,孔子也看到了严刑峻法的效力,但他更看重仁和礼,所以觉得“齐之以刑”的做法未免有些过火,因为这会让老百姓“免而无耻”。另,孔子做了鲁国大司寇后,首先就诛杀了他认为是“人之奸雄”的少正卯,可见他并非是一个一些人头脑中想象的永远慈眉善目的儒者,他也是懂得刑法的手段的。
但李悝之所以成了战国时期的变法第一人,固然是因为他受到子夏传下来的孔子刑法思想的熏染,同时也是因为三晋之地风云变幻、战火频仍,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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得李悝不得不走上这一条变法之路。众人皆知,不论是他的前辈、春秋时期的法家第一人管仲,还是他的后来者,使野蛮落后的秦国一跃而成为天下霸主的商鞅,他们的主张都是富国强兵,而这都是因为生存带来的压力。
在魏文侯的支持下,新任职的丞相李悝在魏国开始了轰轰烈烈的变法改革。法家的“道”与儒家不同,儒家讲究“王道”,法家讲究“霸道”。所谓霸道,就是富国强兵——先富国,后强兵,只有富国才能强兵。那么,该如何“富国”呢?这个“富”字不在于钱多——钱不过是一种交换媒介,一种社会信用的凭证,古人所谓“金石珠玉,饥不能食,寒不能衣”,说得深刻而透彻。如果片面地以为金钱就是财富,那么只需不断地铸币就好了,不过这样很可能会引发通货膨胀,因为市场上没有与所铸货币相当的实体商品。所以社会财富其实就是商品。
那么,哪种商品最重要呢?是粮食。所以李悝变法的第一条政策就是“尽地力之教”。所谓“尽地力之教”有两层意思,一层是进一步打破“普天之下莫非王土”的土地国有制,鼓励开荒,且将一部分耕地转给农民,以期调动其积极性、增加粮食生产,而只向其收取其收成的十分之一作为政府课税。另一层意思则如同其字面,即鼓励区别对待不同土质的土地,在上面种上不同的作物,以此来保证最终收益的最大化。这在今天已是人所尽知的常识,然而在当时确乎是一种创新的提法。果然,按着李悝的预想,在推行了此项政策的几年里,魏国不论旱涝,都能有一个大致不错的收成,而魏国各地的府库里的粮食也越堆越高。
然而,社会经济是一个有机的整体,并不是粮食越多,整个社会经济的运行状况就会越好。粮食多了,还须得通过商人的往来搬运、调剂余缺,如此才能满足人们的不同需要。李悝对此早有见识,但他需要在农、商两大部门的交流互补中找到一个平衡点。这个平衡点就是一个合理的粮食价格。因为李悝发现,如果粮食太贵,就会伤害商人做生意的积极性;反之,如果粮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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